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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藍衣工人兄弟追尋夢想的“藍衣社”

為瞭藍衣工人兄弟追尋夢想的“藍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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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隊的現場表演。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熊亞洲(左四彈吉他者) 既是樂隊的創辦者也是藍衣社的成員。為瞭藍衣工人兄弟如今的工人階級,不再是某“單位”或“企業”歸屬下的職工,而更加充滿流動和變數。這些藍衣青年在一個又一個規模龐大廠區間尋找各自的夢想時,一起流動的,還有焦慮、不安和緊張農歷年前的一天,何忠洲坐在灑滿陽光的院子裡。他頭發略顯蓬亂,淺色夾克衫袖口和衣襟染著油漬,這常讓初來乍到的來訪者誤以為他是一位剛從工廠流水線下班的藍領工人。何忠洲是一個致力於為藍領工人服務的NGO組織的總幹事。這個組織簡稱為“藍衣社”。 何忠洲( 左二)和朱建剛。 成為社會減壓器 取名藍衣,因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進城務工者所穿即是藍色工衣,在中國的社會階層劃分裡,他們也被稱為藍領。何忠洲身形消瘦,做過多年記者。在多年走進鄉村采訪中,他聽到最多的故事,卻是鄉村子弟如何背井離鄉,如何在外艱辛地打工。這讓本也來自農村的何忠洲感同身受。這是一個日益龐大的群體,在中國的長三角珠三角等地,他們的存在不隻是產業話題,更是社會話題。如今的工人階級,不再是某“單位”或“企業”歸屬下的職工,而更加充滿流動和變數。這些藍衣青年在一個又一個規模龐大廠區間尋找各自的夢想時,一起流動的,還有焦慮、不安和緊張;這些集體情緒如同一根根細小的麻繩,彼此纏繞,互相糾結,在不起眼的關節點,都可能形成危機。此類危機,何忠洲耳聞目睹過不少,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2011年5月,何忠洲離開從事多年的媒體圈,開始計劃藍衣社。在他看來,這些大規模的產業工人,需要一個變壓器,也需要一個為他們提供培訓、學習和就業信息的組織,更需要一個為他們薪酬維權提供談判支持的第三方。藍衣社,致力於成為這樣的變壓器。藍衣社已在東莞註冊成功。在那個聚集龐大數量代工工廠的城市裡,藍衣社以“東莞市藍衣工人公益服務中心”名義運作,在深圳寶安區沙井鎮新橋村裡,他們還有一幢三層小樓的“新橋工舍”,一個小院子,周圍是不斷縮小的農田,遠處樓房豎起,廠房林立。這是他們租住的主要活動場所。幾位成員都住在這裡,以便培養更好的團隊意識。一樓的堂屋裡,放著很多關於工人的書籍,比如勞動法規,健康保健常識等等,都可以免費領取。他們有很多項目,比如勞務派遣和工資協商。有人說,這讓何忠洲和他的藍衣社團隊看起來像個包工頭團夥,更有人拿出深圳著名的張全收創辦的全順人力資源開發公司相提並論。不過何忠洲坦言,事情一點點去做,區別自然會看出來,需要時間。比如,合作社擁有自己的樂隊,起名“我們”。1987年出生的年輕人熊亞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是這個樂隊的負責人和吉他手,他也是目前藍衣工人合作社正式9名成員之一。這9人,都住在新橋工社裡,朝夕相處, 以便更好地磨合。這個工社校園,也是初來乍到這座城市的打工者的臨時避難所,隻要是務工人員,都可免費住上幾宿,免費吃上幾餐,以解他們經濟和生活的暫時困難。何忠洲說,這就是工人的傢,他們來瞭,一切隨意即可。 化解危險藍衣社不定期舉辦學習沙龍。第一期是由樂隊負責人熊亞洲主講“新工人文藝。”接下來的沙龍裡,主題分別涉及社保政策、勞動仲裁程序、工人如何學習,以及打工經驗分享。這些沙龍吸引瞭不少藍衣工人,很多人就是在與藍衣活動接觸後選擇瞭加盟,有的還成為藍衣社的正式職工。裕同工廠的李軍也是其中之一。裕同是一傢位於深圳石龍仔老村附近的工廠,接受采訪時,李軍剛剛熬瞭一夜下夜班,和老鄉回到宿舍裡,沖瞭一個涼水澡,便坐在床邊抽煙。宿舍緊密封閉,推開窗就是另一堵墻,手機信號完全消失。李軍小個子,廣西人,出來打工多年,在沒接觸藍衣社之前,他說自己時常感到孤單,也總會被欺負,有時被老板,有時被工友。“出來打工,最不能容忍的是被侮辱。”他說,為此他打過很多架,內心總有些惶恐。認識藍衣社的熊亞洲時,他剛和別人打瞭一架,之後“炒瞭老板魷魚”。是熊亞洲幫助他找到新的工廠,李軍之後也參加瞭“我們”樂隊,工餘唱唱歌,那些惶恐便漸漸少瞭很多。張明亮在寶安區新河村一傢工廠做主管,算是混得不錯的藍衣。他下班已經是晚上9點,去路邊吃瞭5元一碗的米粉,然後回到宿舍。一個很大的院子,附近若幹個工廠的員工都混住於此。他的宿舍在三樓,一溜排開數十個房間,每個房間住16個人,男工房間和女工房間彼此相鄰,門上隻掛著半截佈簾子。工友們都在看電視,屏幕上雪花飛舞,於是聲音被開到極限,填充瞭整個房間,大傢各自做著自己的事情,浸在電視洪亮的背景聲下,就像一條條浸在水裡的魚。張明亮從床頭取出一沓公益組織的材料,類似組織的活動他沒少參加,他說,有一次因為一頂漂亮的帽子,就去一個公益團體混瞭一陣子,但對方後來勸他信耶穌,他覺得無趣,就退出瞭。幾番比較下來,他覺得藍衣社不錯。他坦率地說,這個組織最好的是可能認識一些朋友,可以傾訴心事,否則憋著很難受。他不愛看成功學的書,更願意看心理學的書,“每天成功多一點,還不如凡事看得開管用。”他說,出來打工,心理不能生病,否則很危險。藍衣社有時正在化解類似的危險。陶行知曾說過,生活即教育。何忠洲他們明白,不能讓藍衣青年們成為電影《摩登時代》裡卓別林那樣的機器人,僵化在流水線上,僅僅成為一件工具。“教育和啟蒙,非常關鍵,能給他們可持續的人生。” 一流的頭腦往下走有感於教育脫離社會之弊,藍衣社發起瞭大中學生工廠實踐調研冬令營,旨在利用假期組織學生進廠體驗和調研,以此倡導知識精英接觸工人和底層生活,促進知識精英與底層民眾的互相瞭解,促進新的知識生產方式的形成,同時打破不同群體間的隔閡。何忠洲將其命名為:一流的頭腦往下走。今年寒假,項目第一期正式開始。最初報名110人,篩選瞭60多人,來瞭不到40人,最後正式進廠的,有33人,4人中途退出。參加的大學生,先在藍衣社學習法律等相關知識,然後自行選擇確定工廠。廠方通常會對大學生工人保持警惕,擔憂大學生進廠做普工是為瞭查廠。比如香港大學師生常常監察企業,然後發佈“血汗工廠調查”之類的報告。這也給藍衣社日常的工作帶來相應麻煩。有幾個男生,自己去找廠,一個還交瞭800多元中介費,但是最後都沒有找到工作。中介,在深圳寶安林立的工廠之間,數量幾倍於工廠,找工作被騙錢的事情也層出不窮,勢單力薄的外省年輕人無力從蠻橫的中介那裡討回中介費,有時便會發生極端之事。被騙錢的大學生裡,有兩名是研究生。他們說,中介對他們滔滔不絕,保證會幫忙找到工作,他們腦子一發暈,就乖乖交瞭錢。之後,藍衣社頗費周折,帶著他們討回瞭幾筆騙款。何忠洲說,平日尋工的青年沒有依靠,隻身去要錢,基本無果,不吃上幾拳已是幸事。進場後,這些不諳世事的大學生們,不可避免地陷入工廠叢林中。山東師范大學的大二女生李慶慶,進廠後僅僅因為放錯瞭東西,遭到線長大聲辱罵。她感到委屈,從怨氣四溢的車間裡給何忠洲發去短信:“就這件事,他在整個車間面前大聲罵我。”車間裡的線長不再是簡單意義上的藍衣工人,這是藍衣工人裡的第一個等級,之上還有課長、部長,辦公室裡的文員,也比流水線藍衣高級一點。這些層層加碼的僅有的一點權力,在流水線和藍衣制服組成的單調車間裡,也不斷發酵、放大。陳竹沁是復旦大學新聞專業大四學生,此次進廠,“本想做紮紮實實的流水線工人,卻被扣下來做文員。”但隻消一日,她就感受到瞭“等級差異”帶來的態度轉變。“我感到自己已經端起瞭與‘人事部門工作人員’這一身份相符的架子,有板有眼地做起瞭老師與指導者。”轉回頭,她又為此感到不安。李慶慶一氣之下決定辭工,這需要課長蓋章。沒想到,因為李慶慶直接找瞭人事部,得罪瞭課長,堅決不給她蓋章,最後,還是部長給她開瞭一個“不合格使用證明”,才得以辭工。辭工難,在所有代工工廠都存在。拖個把月,也導致很多工人根本拿不到拖欠的薪水,多則達上千元。為瞭抗議辭工難,湘潭大學哲學系學生周夢婕和來自山東泰安的大四女生王炯來瞭一場街頭行為藝術。她們同在德昌電機打工。2月21日晚上,兩位女生並肩站在一處車水馬龍的十字街口,身穿天藍色塑料佈做成的馬甲,用紅顏料在胸口寫上“辭工難”三個大字,邊上一行小字:“人非機器,錢非機油”;後背則是:“慘慘慘慘”。字的四周,印著數十個紅色掌印和驚嘆號。在何忠洲看來,這次活動“完全達到”瞭目的。大學生在工廠車間裡瞭解更多藍衣工人的喜怒哀樂,工人們也獲得瞭更具有人文情懷的社會氛圍。對於這些流動青年來說,尊重有時比薪水更重要。當他們受到理解和尊重,就會自我產生自信,更踏實的工作,消解群體的不安和躁動。 緩慢生長正如所有NGO一樣,藍衣社的成長步履維艱。眼下,何忠洲正向深圳民政局申請註冊。深圳,被視為“世界工廠”,在寶安龍華這些關外之地,亦是工廠林立,藍衣遍地。但“名稱核查”這一環節便不順利。申請那天,對方聽到“藍衣社”(上世紀30年代國民黨一青年組織曾用同樣名稱)的名字後一笑:“這個不好辦。”最後申報的名稱,是民政局社會處處長的建議:要不用“益民”二字?有益人民,多有意義。何忠洲接受瞭。這樣一來,如果不出意外,通常所稱的藍衣社將可能在深圳以“益民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身份,合法存在。在東莞和深圳雙城之間,藍衣社慢慢生長著。大學生進廠活動後,一名學生給深圳市民政局寫信:藍衣工人合作社這樣招工合不合法?民政局隨即要求藍衣社停止整個活動,否則吊銷執照。此時的藍衣社,剛剛在東莞註冊成功兩個月。藍衣社成員們最初都很沮喪。但在藍衣社的顧問、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的鼓勵下,何忠洲給民政局回瞭一封信,解釋道:“我們既不收學生一分錢,也不收企業一分錢,相反我們還要貼進大概一萬多元錢用於學生進廠前後的吃住和實踐指導——這一萬元錢對這四五個月連專職人員生活費都保證不瞭的東莞市藍衣公益服務中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活動最終得以繼續進行。東莞市第一屆公益創投活動項目中,藍衣社申報瞭兩個項目,分別是“夢想流水線”和“流動圖書室”。“夢想流水線”是希望利用工餘時間,組織工人半工半讀,為將來更好地融入城市儲備知識和技能;而“流動圖書室”則計劃為1至5萬名藍衣工人設立流動的圖書館。他們將項目所需資金精確到分,以此顯示團隊運作項目管理的細致和精準。這兩個項目沒有申請成功,但藍衣社最後得以進入東莞市NGO孵化基地,該基地是由東莞市民政部門設立,為10個有潛力的社會義工組織提供辦公場所及政策支持,助其成長。孵化基地位於東莞一條車流不算密集的馬路邊,三層樓房,四周很安靜,對開大鐵門後,一隻身形肥碩的獵犬有些焦躁不安地警惕著進出的陌生人。在三樓空闊的大廳裡,包括藍衣社在內的10傢本地公益組織,都有人駐守在此。何忠洲坦率地說,這個孵化基地使藍衣社對外聯絡時,能夠給予人安全感。然而,農歷年已過月餘,藍衣社還沒有談下一傢願意合作的工廠。何忠洲不免有些焦慮,他說,很多企業無法想象,一傢公益勞工服務組織,會真的免費提供零報酬的服務,而不惹廠方麻煩?這些組織,在日常或多或少會與工廠發生博弈,那些在廠子裡吃瞭悶頭虧的年輕藍衣工人,會時不時帶幾個組織上的人,坐下來談判,令工廠老板很頭疼。他們目前其實也在尋求外部的基金支持,何忠洲笑著說:“暫時之計,長遠不能靠外部資金,否則就很難做大。”他們自身的資金實際上來源於兩處:政府采購的公共服務和企業。何忠洲說,他們目前正和河南安陽殷都區有關部門洽談,為這個勞務輸出重地提供服務。“前者目前很難指望,後者則可行,去年我們就曾經有過一些收入。”何忠洲說,他們有一個策略是,去和跨國企業談,這些聲名遠播的國際巨頭,往往都會兼顧社會責任。這天,陽光很好,何忠洲站在3樓天臺,望著遠處正從工廠擁擠而出的藍衣工人,瞇著眼睛說,你看,他們都等著呢。(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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